我不是药神,或许会是一部改变中国法律的电影

电影里让人最心痛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不得不承认,几千年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现在依然反正着一部分社会现状。因为穷,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可能被剥夺。电影里吕受益最终还是自杀了;老奶奶拉着曹警官说她只是不想死;黄毛去世后,程勇大喊,他只是想活着,他有什么罪,种种场景都让人心里无限苦涩,还有那么多吃不起昂贵抗癌药而逝去的生命,他们都没有罪,但却被穷判了死刑。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不是的,还有公序要维护。局部区域的救世主,却在全局意义上是违逆公序的,便不可能合理存在下去。

在影院里很不理解的一点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笑刘牧师的那句God bless you,是因为他内敛又无力的语气?对别人的宗教信仰开玩笑真的好吗?

穷是最易被判刑的无名之罪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嗜血奸商是不会去当救世主的,哪怕是最低维度的“被动式救世主”。奸商张长林主导下的仿药市场走向唯利是图,很快患者与药贩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彻底破裂,奸商被通缉,仿药自然被彻底切断了。

格列宁为什么会卖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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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我不是药神》裹挟着一种悖论式的叩问,撕开了很多惨烈。在生死之间,选择了违逆公序而活下去,你怎么看?可不要忘记,眼下的人,之所以有选择的机会,是因为之前有公序的存在。这是一场沉疴之局。

但我不能认同,法律就是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人”,未经批准的药品,你真的敢用吗?但在药品审批上,管理部门确是应该简化流程,提些效率,毕竟濒死的病人等不了那么久。

同理心是最闪耀的美德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看病难、看病贵、一夜致贫,这个话题广泛而沉重。影片以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对症药“格列宁”,作为这场沉疴之局的切入口。2002年,北京二环内房子均价不足万元,可是一瓶“格列宁”要价是4万,只能维持吃一个月。吃不起这种药的普通病患,除了等死,别无出路。Life is money.

“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就是挣钱。”印度神油店老板程勇是一个辛德勒式的人物,他从单纯想赚钱的商人,到不顾一切来救命的“药神”,其中的大起大落、大是大非,徐峥都以令人信服的演技完美呈现。

伟大的先驱者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患者们又回到了等死的困局里。在影片中,这种凄惨的困局,唤醒了程勇的“救世主意识”。他上升到“主动式救世主”层面,他重新开始走私仿药。这次他不图盈利,只承担犯罪成本。当这样的救世主出现的时候,局面是不是可以重回最初的和谐共生?

但“天价药”就不能解决了吗?

“道貌岸然”是形容电影里药企高管最合适的词了,但站在他的工作立场,保护药品的专利权,维护企业利益没有错,而让我感受到他“恶”的一面是当他通过媒体宣扬仿制药是假药,呼吁病患购买昂贵专利药时。作为业内人,他深知仿制药并不是假药,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散布虚假言论蒙蔽无知的人,称他为可恶的奸商不为过了。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

天无绝人之路,印度有药商在做一种仿制药,药效类似,关键是:便宜。印度精油店老板程勇(徐峥 饰)从印度走私这个仿制药,卖给病患们5000块一瓶。这本来是一场双赢的生意,药贩赢了钱,病患赢了命。可是,这场棋局里纷繁错杂,注定不可能让两种玩家安稳共生。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的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但是这项强制许可从未实施过,但或许这是件好事。

商人与救世主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是最低维度的救世主,风一吹草一动就会不见所踪。在奸商张长林的威逼利诱下,程勇很快就退出了救世主这个角色,把仿药渠道交了出去,回归到属于他自己的局外人身份。

去看这部影片前,一位朋友告诉我:陈赫还是那个曾小贤,王传君已经不再是那个关谷神奇。在火锅那场戏中,程勇宣布自己已将印度格列宁代理转手,黄毛、刘思慧、刘牧师相继离开,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仍然不敢相信:喝多了吧。那份尴尬的笑,面对程勇的“滚”,嘴角的抽搐,最后一丝期待破灭,变作委屈。戴上口罩,出门,像狗一样的走了。

制药行业的产品不同于其他,其他消费品大多提升的是生活质量,而药品延续的是病患的生命,因为产品刚需,它虽具备完全的商业性质,但也背负着公益的责任。药品研发无疑是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并且研发过程企业承担着可能失败,资金全部打水漂的巨大风险,正因为此,为鼓励创新和维护企业利益,新研发的药品是享有专利权的,并且专利期售价极高。而仿制药之所以售价低,是因为只考虑了制造成本,没有研发成本。一方面,仿制药的出现能够救助更多的人,但另一方面,依靠仿制是不能实现对人类生命探究和与疾病斗争的使命的,这些进步需要的仍是创新和研发,也需要足够资本支撑这样的良性循环。所以,可以说仿制药的病患的福音,但真正的希望之源还是专利药。国家医保制度正是为使行业有活力的发展,并平衡病患需求而制定的,相信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和进步在未来能够让药企、医院这些被赋予“救世主”意义的商人们与病患关系更和谐。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虽然它的宣传海报上每一位角色都在喜笑颜开,宁浩和徐峥联合监制,一个看起来怎么都像喜剧的外壳,可其实偏偏讲的是很丧的核。

关于药

观影时就在想,前半程的程勇和后半程的程勇像是一个人,但又不像。他是一个家暴妻子的劣质丈夫,也是一个照顾老小的合格父亲和儿子;他有不当救世主只做奸商自私的一面,也有对人仗义相助、帮扶弱小无私的一面,其实这样的形象是更真实和普遍的,因为人性的光芒和阴暗一定是并存的。但电影人物的塑造通常会放大人性的光芒以升华角色,就像后来的程勇展现着的人物特征:不贪婪、富有同理心和责任感。不贪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容易做到的,抑制不合理的欲望是在文明、法制时代大部分人已经习得的品质,并且程勇与假药贩子对比便可知他并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因此我的理解是,人物被升华的光芒点是他的同理心,因为将朋友的痛感受为自己的痛,将病人无奈的苦感受为自己的苦,而获得了内驱力去当他们的“救世主”,将这个群体能够活下去的希望承担在自己肩上,即使知晓将要付出的代价,即便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一句,而是选择尽让焦点放在他想拯救的这个群体上。可以说电影所塑造的程勇是被神化的,他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完美的人,但他富有这世上最闪耀的美德,并做到了已己之身渡他人之难。事实上,现实中的主角原型陆勇,首先自身是病患,在救自己的同时救助他人,这样的人性光芒是更能让我理解的,也是更真实的。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实话讲,在人类世界里,只要是有巨利可图的地方,无数贪婪的吸血鬼蜂拥而至是必然事件,这也是客观规律。我们暂且称程勇卖的药为仿制药1号,这是一种真正可以治病的仿制药。因为有嗜血奸商这种角色的存在,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仿制药2号,那是一种根本治不了病的彻头彻尾的假药。

印象最深的一幕是,程勇在巷口分发药品时被警察突击,他迅速将车横挡住路让病人们快跑,而他自己则被摁倒在地上。刚开始他似乎很淡然,甚至有一丝庆幸,但当那几位病人也被警察拦截回来时,他崩溃了,他的脸开始急剧得抽搐,那愤世的眼神,那在地上攒动的圆脑袋,让人怅怏。

首先,海报中主演们夸张的大笑和不太正经的中文名让人在观影后想要多看几眼。真的是能让人想太多的好电影了。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救世主

当以走私罪、销售假药罪被判刑五年的程勇在押往监狱的警车上,当我听到警察说“车开慢点”时,我以为激动人心的一刻来了:一大群白血病患者围堵警车。然而没有——没有,也可以理解,毕竟人民与人民警察对立的场面太不和谐。

比无知更大的恶是明明知晓却蒙骗世人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我特别想问,“救世主”去坐牢的时候,他病床上的老父由谁照料?救世主想过这个问题吗?人活在这个世上,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凡人想当救世主而下了地狱,他的亲人又凭什么陪着下地狱?无辜的优先级是亲疏在前,还是寡众在前,如果是金钱在前,算不算一种维度上的公平?

知乎上有一句很精辟的回答:“靶向药(靶向药指有靶向能力的药品,它能够瞄准特定病变部位,释放药效。瑞士诺华制药研制的格列宁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的靶向药——编者注)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当一类人或事的出现,造成了社会上许多人生活和工作中的无可奈何与矛盾时,我们该思考的已经不是单个人和事情本身了,应该思考的是引发这些发生的制度或主导的价值观是否出现了漏洞,而社会的进步和体制的完善便是一个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填补漏洞再制造平衡的过程,那些在此过程中付出和牺牲的人们都值得被称为伟大的先驱者。

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如果一定要回答,那就是就凭着基本规律,只有公序被维持,才能形成药研良性循环,未来才继续有新药被研发出来的可能。人们容易看到的制药成本是原材料成本,这个朴素的概念。人们容易忽视科技投入成本、时间成本以及研制过程中负载的风险成本。当然,如果涉及进口的话,还有附带关税、渠道费用以及一些你不知道该如何命名的成本,这些都会负重给食物链底层的患者。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总感觉徐峥在法庭上该来一段慷慨陈词,就像《辩护人》中的宋康昊,或者毕业典礼上的阿尔·帕西诺,但影片忽略了这样一个本可以更好发挥的煽情片段,我一直觉得独白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演员演技的方法。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这个世界从来不乏想成为救世主的凡人,可多的是飞蛾扑火、无济于事。

中国要真想从“制造”转向“创造”,真的不该学印度去仿制。但进口仿制药让其在国内市场合法化其实并非不可,无国界医生组织就从印度大量进口仿制药,毕竟程勇走私的“假药”,实际上是在印度经过批准的合法“真药”,只是未取得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进口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药品进口,须经过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它像搅屎棍一样,打破了仿制药1号的市场和谐。仿制药这个标签的良好口碑被率先砸破,受到伤害的群众会推动公序执法者加速介入到仿制药市场中。当公序被彻底维护之时,其实也是仿制药1号和2号同时走向末路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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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电影艺术的真正价值便在于,掀开世界一角,窥你所未见之实,激你所未料之思。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可我相信,让广泛的“局外人”可以关注到“局内人”的世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018年5月1日,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但进口抗癌药的价格高低,关税只起一部分作用,供需关系、议价机制、市场竞争等,都对药品的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零关税等举措只是降低进口抗癌药的开始,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仿制药1号时期,挣钱不是唯一目的,因此药贩程勇第一不涨价(哪怕是供不应求的时候),第二不高调(甚至不敢贩卖到外省)。仿制药2号闯入后,来势汹汹,声势过于眼熟,假专家 托儿 宣讲会 廉价促销,刀刀刺向辨别能力不足、经济能力掣肘的患者,尤其是容易上当的老人家。

经济学家胡释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说:“药品真假与否,销售是否有罪,不是看药品本身,而是看有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这样一来,你就弄不明白这法律到底是意在保护受害者,还是要不惜制造受害者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审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将假药定义为:(一)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但同时规定了按假药论处的六种情形,其中就包括: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嗜血奸商

作为执法者形象的周一围,自认为人物设定不够丰满,他应该如沙威一样去追查,捍卫法律的尊严,而不该在一开始就怀疑自己的执法,这样就缺少了人性的转变,也就没有了信念破产的深刻。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而仿制药之所以便宜,便在于它窃取了正版药最高昂的研发成本,基本只承担原材料成本,以及违逆公序的犯罪成本。

药品强制许可的实施会极大地削弱药企研发的创新积极性,轻易实施甚至会破坏专利制度之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运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加之药品专利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频繁实施又易产生国际纠纷及贸易摩擦。瑞士诺华制药就曾对印度本土仿制药厂提出格列宁的专利诉讼,但印度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

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药贩程勇和平民病患之间和谐共生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虽然正版制药商和公序执法者早晚也会参与并打破那种“昙花式和谐”的场面,可是现实中率先起到搅乱局面的角色,却是嗜血奸商。

放在16年前,《药神》或许会是一部改变中国法律的电影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当公序维护推进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心向救世的人,这个人就是刑警曹斌(周一围饰)。可是凡人是没有救世能力的,曹斌能做的不过是以一己之力,极其有限地延缓了公序推进,对于整个局面无足轻重,甚至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同样地,心向救世的刘牧师也是一样,心有再多善念,也变不了你没有能力救世的现实。

从药品研发、临床试验,再到旷日持久的新药注册、最终上市,药企需要投入巨大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而药品专利制度的存在,就是使药企得以收回研发阶段的成本并获得可观的利润,进而在此激励下不断研发新药,造福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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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16年后的今天,它只是一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回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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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绝望的患者问,凭什么卖那么贵?

另外,程勇和刘思慧的感情戏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三年后的出狱,迎接他的不应该只有曹斌。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有一件事情电影没有讲,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没有正版药就不可能有仿制药,而正版药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重疾新药的研发,是一种成本极高的行为,漫长的投入期,叠加隐含失败率的风险成本,其研发成本动辄以数十亿美元计。有些科技的进步,不是依赖公益可以推进的,而是仰仗逐利的资本。

即便是探讨了这样一个应该很严肃的话题,《我不是药神》和同样题材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其实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它依然有着宁浩电影流畅化的商业叙事和恰到好处的娱乐性,这虽然弱化了社会批判,但最大程度上覆盖全观影人群,是有效而且必要的,就像《爱你,西蒙》之于同性电影。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最后,程勇用尽力气,当了一把“飞蛾扑火式”的救世主。影片的最后,有一些表达社会进步的数据和文字,是在肯定“救世主”的意义和价值。可是,那些看上去的美好和进步,却并不能让人舒一口气,而是按奈不住地难过。

影片似乎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了垄断药企瑞士诺华以及它的中国代理。但价值规律告诉我们,这不是骂一句奸商就能解决问题的。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它把一场非常接近现实的死局摆了出来,这在国产片里,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部不必担心被剧透的片子,它真正的深度和内涵不在于故事的梗概,而在于连贯看完所有主线和细节,对故事之外的现实有所体悟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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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一种公序。如果这种公序被打破,背负昂贵成本的新药被平价销售,资本投注的风险收益率变得不再有价值,那么药研基本也将沦为弃子而止步不前。

当初中国为了加入WTO,修订了一系列知识产权法,可以说,在明文法律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医药发明的专利保护就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答案是应该。

从一开始,平民商人程勇就没想过当救世主,他是这场病局的局外人。可是,老本行印度精油毫无销路、儿子需要抚养、老父急需手术费,他走进的死胡同叫穷病。这个时候,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王传君 饰)为他打开了一扇窗,说你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吧,我想活命。这对互救二人组几乎是必然的,一拍即合。

有人说那个老太太对周一围的告白让人感动,可能是自己这几年来看电影看得多了,同情心淡漠了(这不是一件好事),觉得那只是群众演员的水准,对那句“谁家里还没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甚至有点反感。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嗜血奸商同时也是亡命之徒。奸商代表张长林找到程勇,不择手段地威胁他,这种暴利的生意不是平民商人做得下来的,你当不成救世主。

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印度那样仿制格列宁?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印度仿药商问程勇,你是想当救世主吗?程勇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不,我只想挣钱。话虽如此,可在重获生机的病患眼里,程勇就是救世主。

关于人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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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不是药神》并没有达到《辩护人》《熔炉》等韩国社会问题剧的高度,但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实在难能可贵。希望《我不是药神》只是此类电影的良好开篇,而不会是封神之作,9.0的豆瓣评分也有点虚高了。

《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结语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在于,直击中国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都不曾解决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一直未曾褪去热度的社会热点。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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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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